私募论市:不如退守 水皮杂谈:定海神针在哪里？

股票王

导读：
　　改革力度决定市场变盘方向
　　私募论市：冒险短炒 不如退守
　　任志强：三中全会或涉及土地流转问题
　　谢百三：上海如能按计划完成土地供给 将会抑制房价上涨
　　顾铭德：股市又到战略建仓阶段
　　李志林：指数跌回原地倒逼真正改革
　　水皮杂谈：定海神针在哪里？
　　董少鹏：十八届三中全会能否让股市牛起来
　　程凯：银行的银行--央行在关心什么？
　　华生：人的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再升级阶梯
　　皮海洲：优先股 不宜定位成再融资工具
　　苏培科：好企业境外上市并非IPO暂停之过
　　樊纲：中国经济还将高增长二三十年
　　朱大鸣:十八届三中全会房地产政策大猜想　　改革力度决定市场变盘方向
　　本周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最后一个交易周。市场在改革红利预期减弱，流动性减少等因素共同影响下再现弱势，沪指报收于2106点，一周下跌2.02%。值得注意的是，举世瞩目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于11月9日开幕，那么，在这样特别的历史时刻，市场将作何反应？有何机会值得关注？为此，《金融投资报》记者采访了信达证券研发中心总经理吕立新、首创证券研究所副所长王剑辉、广东瑞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鹏。
　　关键词
　　1改革政策效应体现在中长期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市场的影响短期偏中性，中长期偏利好。
　　吕立新：金融改革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降低对金融业的准入门槛，吸引民间资本、外国资本进入。其二，对利率和外率进行市场化改革。从金融改革来看，将给股票市场带来的投资机会虽然不是很直接，但即将出台的优先股制度将对银行股有一些实质性的影响，因为两年前证监会提出了强制分红的要求，但那毕竟只是一种政府干预行为，而随着优先股制度的实施，上市公司向股东分红则上升到了制度层面，这将给银行股带来一些机会。从土地改革来看，主要是对农民的宅基地、林地、承包地进行确权，以便为土地流转创造条件。这将对目前手上拥有土地资源的上市公司带来机会。从国企改革来看，主要是为了打破石油、电力的垄断经营局面，国有资本从那些竞争性行业中退出，引入民间资本和外资，让企业在市场上公平竞争，而不是依靠政府的公权力来盈利。
　　王剑辉：利率市场化改革已经开始行动了，现在需要的是对存款利率进行改革，这已不是一个战略性的问题，而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了。民营银行的组建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只是需要加强监管其信用风险。过去中央政府收权多而放权少，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地方政府干事多而掌握的财权少，因此，在财税体制改革方面，主要是调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的匹配问题。目前有消息称，今后将资源税、房产税和遗产税作为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但我认为这只是一厢情愿。因为这些税种什么时候开征还是一个未知数，而且也不一定就全部归地方政府所有。资源品价格改革应该与国企改革一并进行，打破垄断，引入民间资本和外资。目前的国企改革与上世纪90年代不一样，当时是为了解决国企的生存问题，而现在则是“瘦身”的问题，要求国有资本从某些行业中退出。
　　李鹏：三中全会的改革重点之一是金融改革。不过，在争抢存款资源的市场竞争已经白热化的情况下，放开存款利率可能会出现高息揽存，而到期无法兑付的风险。因此，对存款利率进行改革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即要有存款保险制度与之配套。财税改革主要是重新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国企改革主要是打破国企垄断局面，推动“国退民进”进程。实践表明，“国退民进”对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市场公平竞争是有好处的。土地流转制度改革主要是提高土地经营的集约化程度，资源品价格改革主要是通过市场化手段合理利用和保护资源。三中全会将要释放的改革红利都在市场的预期之中，而且市场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反应，后市效应将呈递减之势。
　　关键词
　　2流动性短期资金面仍中性偏紧
　　SLF和SLO等创新工具组合，旨在适时适度调节市场流动性。 吕立新：因为近年来，影响我国流动性变化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外汇占贷款的变化，央行通过SLF（常备借贷便利）和前不久推出的SLO（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等创新工具组合，适时调节银行体系流动性，平抑短期异常波动，稳定市场预期，保持货币市场稳定。日前有消息称，已批准国内两家基金公司博时基金和嘉实基金在美国发行A股实物ETF产品，并将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这意味着中国首次允许美国投资者间接投资A股市场。但该产品用美元交易，资产总额换算成人民币，占用RQFII额度。因此，投资A股市场总的资金量并没有因此而增加，因此对市场的流动性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最多只是为这部分境外投资者投资A股市场提供了方便而已，其心理影响大于实际影响。至于欧洲央行下调了基准利率25基点至0.25%，中国央行会不会跟风的问题，我国的货币政策不会改变。
　　王剑辉：目前央行不会调整中性偏紧的货币政策，因此，在利率上不会因为欧洲央行的降息而相应降息。央行推出的SLF是基于近年来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波动加大而采取的应对措施之一，帮助央行对于流动性总量进行适时调节，防范系统性风险。其背景在于未来国际收支形势不确定，表现为外汇占款时多时少，而通过SLF和公开市场逆回购提供必要的短期流动性支持，两种操作相结合，既有利于在未来国际收支形势不确定的情况下保持流动性适中水平，也有利于维护货币市场的稳定。RQFII自2012年初开始在香港展开试点业务，试点之初证监会仅允许在香港境内发行产品。2013年开始允许RQFII资格持有人在除香港以外的地区发行产品，这意味着中国首次允许美国投资者间接投资A股市场，这其实就是RQ－FII的一种形式。但我个人认为，不要过分在意美国投资者可间接投资A股这一消息对市场产生的影响，因为它的额度很小。 李鹏：央行在《2013年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重提“加强流动性总闸门的调节作用”这部分内容，这一表述与今年第二季度的报告定调有了明显不同，有收紧流动性之意。SLO和SLF都是调控流动性的创新工具组合，帮助央行进行适时调节，防范系统性风险。当然，央行也表示，将通过继续发行3年期央票冻结长期流动性的策略，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的平稳。因此，也不必对流动性过于担心。而RQFII自2012年初开始在香港展开试点业务，试点之初证监会仅允许在香港境内发行产品。2013年，RQFII政策放宽，开始允许RQFII资格持有人在除香港以外的地区发行产品、募集资金。因此，美国投资者可间接投资A股，其实就是将RQFII扩大到了美国。至于欧央行将欧元区基准利率下调 25基点至0.25%，不会引发降息潮的到来。
　　关键词
　　3　2100点连续阴跌后或现小反弹
　　下周沪综指将先跌至2100点下方后再上行，但反弹高度有限。 吕立新：短线市场的缩量与热点效应消退，多空双方均持观望态度，等待政策落地，市场走势明确后，才会进行相关的战略性布局。从趋势上看，主力接连减仓，资金净流出较多，对目前市场的期望值不要太高，否则，失望度也就越大。在三中全会召开之际，管理层不会轻易出台重大利好或者利空，而三中全会给出的改革思路将是“原则性”的，不可能作出指向很明确的表述。这将进一步使市场观望氛围变得愈加浓厚。当然，重要会议期间“维稳”也是必须的。因此，市场应该不会有太大变化，仍将窄幅震荡。
　　王剑辉：市场震荡上行的概率大，从现在起到明年1月将形成一个跨年度行情，但其空间比原来预计的要小，或以时间换空间的方式展开。投资主题有：其一，未来能够获得业绩改善机会的行业及其个股。从9月份公布的PPI数据来看，下降幅度已经收窄到1.3%，估计10月份还将继续收窄。这表明工业品价格在回升，企业盈利能力在提高。据我们了解到的一这些情况来看，一些化工产品价格比去年同期上升了20%以上。其二，未来能够受益于制度改革红利释放机会的行业及其个股。三中全会后，部分国有企业将成为改革的对象，从表面上看，剥离资产，降低持股比例是利空，而实际上的利好，因为这样可以轻装上阵，提高盈利能力。其三，未来能够受益于政策支持的行业及其个股。如目前全国性的大气污染急需治理，相关个股有较多机会。
　　李鹏：市场进入兑现改革预期阶段，之前的过度预期很可能因为达不到预期而变为利空；即便是利好兑现，也有利好出尽是利空的效应出现。周五在沪指半年线失守之后，市场做空动能有逐步放大的迹象，短期弱势整理的格局仍难以扭转，后市运行轨迹将表现为先下跌后企稳，具体而言，下周将先跌至2100点后再企稳。在当前谨慎的市场氛围之下，题材股已风光不再，改革政策未落地之前，主流资金亦不敢轻举妄动，要扭转目前阴跌格局必须收复2150点一线，而反弹时机则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后。初步预计，IPO市场化改革可能将在三中全会后进行，接下来就是IPO的重启。目前的机会在于受益于经济复苏，且估值不高的电力股。（.金.融.投.资.报）
　　

　　私募论市：冒险短炒 不如退守
　　多空论剑
　　深圳国诚投资总监
　　黄道林
　　圆融方德高级研究员
　　尹国红
　　本周A股继续向下调整，前期热门板块纷纷转冷，市场缺乏热点。私募人士认为，文化传媒和手机游戏板块出现大幅下挫，成为市场下跌的主要动力。一旦领头羊倒下，其他板块就很难再有良好表现。
　　本报记者 黄莹颖
　　中国证券报：本周市场持续调整，原因何在？
　　尹国红：资金面的相对紧张和文化传媒等人气板块的大幅下挫，是造成目前疲弱局面的主要原因。10月以来，央行逆回购操作越来越少，向市场注入的资金相对较少，从银行间拆借利率的飙升可以看出资金面仍然偏紧。而股票作为流动性最好的资产，在资金面紧张的情况下会成为第一个被抛售的对象。从市场本身来看，今年以来一直作为市场领头羊的文化传媒和手机游戏板块出现大幅下挫，成为市场下跌的主要动力。而这些板块在今年以来从未出现过如此大幅的调整，这基本宣告该板块长期顶部已经来临。一旦领头羊倒下，其他板块也就很难再有特别好的表现。
　　黄道林：上证指数从本轮反弹的高点2270点跌到目前的2106点，也就160点左右，7%的跌幅其实不算什么。现在市场关注点仍是创业板，因为创业板指数从历史高点1423跌到现在1200点左右，跌了200多点，跌幅近20%。目前的跌势属于结构性下跌：小盘股大跌，大盘股小跌，或者没跌，这种结构性跌势在节奏上难以出现反弹行情。我们踏准市场的节奏来操作更现实。
　　中国证券报：近日活跃个股向并购重组、新兴产业等领域靠拢，怎样在这两个板块中寻找合适的标的？
　　尹国红：并购重组是市场永恒的主题，但由于重组的不确定性较大，意味着投资者需要更专业的投资能力和更强的风险承受能力，如最近的昌九生化就是典型事件，对该类板块应以轻仓参与为主。新兴产业是未来的方向，也是相当长时间内市场的核心主题，该板块仍然会出现牛股频出的盛况，对新材料、环保和新能源等板块可重点留意。但在目前市场疲弱的背景下，应以控制仓位为主。
　　黄道林：并购重组是资本市场的重要功能，市场对并购重组历来用明星表演的方式诠释其魅力，特别是IPO暂停许久，并购重组成了PE退出的重要渠道。当然这样的投资标的很难研究出来，多多少少要靠碰运气。新兴产业的投资机会可从两个方面寻找。一是出现行业拐点，市场还没怎么充分炒作的品种，比如光伏行业；二是市场出现明显放量，应用前景广阔的行业。
　　中国证券报：如何看待近日地产、银行等大盘股的护盘行为？
　　尹国红：地产股、银行股本轮涨幅较小，因此成为近期护盘的重要动力。没有上涨，就没有太多获利盘，为掩护一些涨幅较大的板块资金撤退，如文化传媒和手游，这些涨幅较小的权重板块相对活跃也就理所当然。但这类板块由于资金介入不深，业绩大幅增长的可能性不大，因此要实现持续稳定的上涨难度较大。即使他们能够上涨，也只能当作震荡市中的脉冲式上涨而已，不具备很强的持续性和可操作性。
　　黄道林：地产股和银行股的机会不大，地产泡沫太大了，银行的垄断利润太高了，所以见好就收是上策，等待政策落地再说。
　　中国证券报：对于三中全会有哪些预期？从投资角度看，哪些领域的改革最值得期待？
　　尹国红：市场对三中全会的预期较高。但短期内能够得到落实的可能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方面，例如放开行业垄断、市场化运营等，土地流转之类的涉及面比较广的题材可能不会直接出炉，因此投资布局只能从油气改革、电力改革、民营银行等方向着手。但这类板块个股目前涨幅基本反映了预期，如果没有超预期的政策，这些板块在真正消息出来之后反而可能成为风险板块。所以这些板块只适合短炒，不适合长期操作，对其期望值不宜过高。
　　黄道林：其实大家的预期是一样的，就是改革。从投资的角度来看，有几个方面可以重点关注，一是养老和二胎政策，二是土地流转，这两项政策带来的投资机会是较大的。
　　中国证券报：对于未来半年的行情有何判断？
　　尹国红：未来半年指数行情可能相对悲观。一是创业板指可能进入筑顶阶段，龙头股的倒下让创业板指低下高昂的头。在没有创业板牛股频出的市场里，股市很难有出色表现；另一方面，主板市场的权重股目前不具备扛起上涨大旗的条件，无论从资金面还是权重板块本身的基本面来看，都注定权重股仅仅是反弹，不具备持续上涨的能力。而市场在年线附近纠缠已久，在持续数月的结构性牛市之后，未来半年股市很可能选择以结构性下跌的方式完成调整，比如指数跌幅不大，但前期涨幅较大的成长类个股跌幅较大。
　　黄道林：四季度行情会先抑后扬。待改革政策明朗后，应当会出现一波像样的行情。
　　市场在年线附近纠缠已久，在持续数月的结构性牛市之后，未来半年股市很可能选择以结构性下跌的方式完成调整。
　　四季度行情会先抑后扬。待改革政策明朗后，应当出现一波像样的行情。（.中.国.证.券.报）

　　任志强预测：三中全会或涉及土地流转问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在北京召开，关于会议上会涉及哪些领域、政策的变革，目前相关预测层出不穷。而做为百姓最关注的问题之一，房地产领域的改革自然也成为了预测的焦点。近日，大炮任志强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据新京报报道，在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频出已成常态，但2013年3月新国五条出台后，全国范围内并未再出新调控政策，楼市在少见的政策平稳年中一路走高。
　　对此，业内普遍认为，11月9日将开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会指明楼市调控方向，包括新土改在内的集体土地流转问题、小产权房上市交易问题以及房产税开征、保障房建设等方面，都有望释放出政策信号，或将成楼市下半场最大转折点。
　　报道同时援引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11月5日在第九届地产金融年会会场上介绍表示，三中全会可能会涉及土地流转问题，市场化会向前走一步。预计部分经济政策会放活，以吸引更多民间投资。
　　此前，任志强还曾预测限购政策或将在本届三中全会后退出;但多位出席该会议的大佬都对此表示，北京等一线城市的楼市仍处于供需矛盾中，在土地供应制度没有改革的前提下，放开限购并不现实。
　　但是，报道也表示，仍有不少专家认为本届三中全会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楼市的现有游戏规则，房地产调控的长效机制不会那么快就出台，大炮任志强也预测，房产税、遗产税都不会征收，让大家不用担心。
　　这届三中全会可能解决一些政府层面的问题，但不会改变整个中国社会的格局，房地产市场也不会大变。任志强炮轰长效机制是伪命题，因为其并没有改变房地产之外的土地、产权登记、税制等体系。
　　另外，新京报还了解到，重建全新的保障房体系被业内视为本届新政府最明确的楼市新政。
　　但任志强对此表示，从最近北京高价拍出的几块自住型商品房地块看，政府并没有增加投入，而是企业买单，这些成本最终会被加在纯商品住宅上让消费者去买单，他警告道：地价再这么涨，整个房地产市场都会出问题。
　　不过，报道也援引经济学家马光远介绍表示，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并不是房地产调控会，会上将对中国经济改革中的重大问题做出部署和规划，将会涉及土地制度改革，但不会涉及房地产市场具体的调控问题。
　　此外，北京师范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董藩也曾在其微博表示，房地产市场的很多问题最终都指向土地制度。十八届三中全会很难推动土地制度大变革，即使有陈述，回到操作层面，仍然难以破局，这是基本制度本身的错配造成的。(.中.国.经.营.网)

　　谢百三：上海如能按计划完成土地供给 将会抑制房价上涨
　　——兼谈本周经济与股市
　　复旦大学金融与资本市场研究中心主任谢百三教授
　　（一）改革开放35年，同一个太阳，同一片土地，有人千万富翁，有人家徒四壁
　　据胡润2013财富报告，当今中国千万富翁达105万人，亿元资产以上的达6.45万人。
　　同时，中国还有很多家徒四壁的贫困人士。改革开放初全国11亿人口，多数很穷很穷。我在北大读研究生时，为了能买得起菜一天吃一块大排，经导师赵靖教授批准，每周为海淀一个财经中专上两个晚上课（不敢多上，怕影响学习）。北大毕业来上海时，只带了50元。当时，如果人们知道某个家庭有存款一万元以上，就会羡慕地称之为“万元户”。绝对贫困的人起码有八千万以上，特别是贵州、四川（部分）、江西、安徽（皖北）、江苏（苏北）、湖北、河南（部分）、广西、广东（粤北）等很多地区，及“老少边穷”地区。
　　光阴如驹，35年过去了，在小平指导的改革开放大业中，中国大部分人摆脱了贫困，过上小康生活。但现在的问题非常奇怪：同在上海、北京，同在广州、深圳，同在哈尔滨、大连、沈阳，同在天津、青岛、烟台、石家庄、郑州、洛阳，同在南京、桂林、玉林、贵港，甚至同在一个学校教书，同在一个公司打工，依然贫富分化十分严重。街坊领居竟然有人千万富翁，有人生活拮据，即，有人在改革大潮中成了弄潮儿，有人成了落伍者。
　　中国的基尼系数现在是0.474-0.6（争议和分歧很大，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认为2010年是0.61，国家统计局公布2012年是0.474。而美国2009的基尼系数是0.468。）而世界上对过大贫富差别警戒线划分标准是0.4，0.6以上是贫富差别很悬殊。　　
　　（二）政府对缩小贫富差别有责任也可有作为
　　政府应该从根源上保证人民共同富裕。比如：保证孩子读书，现在是九年义务教育制，很多农村小孩读到初中就去打工了。应该延长到12年义务教育；比如，反对贪污腐败，制止与揭露贪官（很多），对有作为的好官，应给以高薪养廉；比如，降低医疗费用及药价，那些比海外贵1/3-1/2的高价药，简直是中国的耻辱！真正搞好全民医保。此外，给大中专毕业学生及农村进城青年有平等择业的权利，等等。
　　（三）但有的贫富差别是历史原因及经济转轨形成的
　　最典型的情况是城乡来源不同的大学生、研究生。我的一位博士生来自于山东农村。据悉，他以后会有三套房：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父母也已为他准备了一套房。但三套房均为20万左右，；即以后会有50-60万元。但上海同学同样会得到三套房，每套300万，就会有900万资产。这样的贫富差别怎么消除呢？禁止北、上、广、深的青年继承上辈上两代人财产吗？这类贫富差别很难缩小与消除。
　　（四）自己的个人行为：思想境界、视野宽窄、知识高低、习惯举措对贫富差别形成往往是决定性的
　　何以同是一个天同是一个地，同是一个红太阳照，同在一个单位，一个社区，同在一个城市，一个村庄，同在改革开放大潮中，贫富差别那么大呢？我看到很多愤青在网上骂得很厉害，其实，政府有责任，但自己的责任更大、更重要、更直接。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才能努力学习、发奋学习，严格要求自己，创造拼搏，慢慢地从贫困走向富裕，否则永远是一个贫困的愤青。对此，我认为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1）千万不要盲目轻率地自费出国留学，一出去就搞穷一个家
　　中国现在在国外留学达40万人，其中39万人是自费的。对此，我再次声明，坚决反对人们盲目地轻率地自费出国留学，对于很大部分同学及家庭来说，这肯定是个错误的决策。去国外读4年本科，需100万，读硕士研究生需50万。可以肯定地明确地告诉大家，这样投下去的150万元钱，对于95%以上的孩子与家庭是永远、永远收不回来的。
　　假定你的小孩在国内读了一个二本大学，毕业后三年，可以找到一份月工资3500-5000元的工作（上海复旦同学工作三年后大多可达到8000－10000元的月工资），如果不出国，把这150万元去买证券市场的企业债券（有好几家）和A、B类杠杆式基金中的A类，大多有6.5%-7.5%的年收益（非常安全与保险），则年利息可达9-11万，每月加工资孩子就会有1.2-1.5万元收入，150万本金还长期存在，对于小孩与家庭其乐融融！这还不够吗？还出国干什么呢。
　　但砸锅卖铁，甚至卖房子让小孩自费出国，你们能达到什么目的？长期在国外就业很难很难，对中国学生尤其困难。更糟糕的是这个家就完全搞穷了！有人说：多一个经历看看也值得（包括北大清华复旦的部分国外回来的老师都这么在鼓励同学）。——用150万元啊！对一个人均国民收入排在世界110名的穷国来说，鼓励人们花如此巨款到国外去看看，多个“洋插队”的经历，这样的建议是正确合理的吗？自费出去的同学，有几个回来能成为中国高校的教授和老师呢？上个世纪80-90年代去日、美都是对的，带回来20-30万（相当于现在的300-400万），现在时过境迁，很多外国人办学是为了挣中国青年的钱啊！此外，能学到什么呢，国外硕士以下的课程，中国内地哪项没有？
　　广东及四川一些大学生高中生对出国留学已达了如醉如痴，走火入魔的程度，只要你一反对，他（她）就反感，父母也奇怪地看着你，怎么还有大学老师反对出国留学的？全家入魔甚深，一直到山穷水尽，全家财产花完，债台高筑，回国后发现依然就业很难，才醒过来，才哑巴吃黄连，有苦无处可说了。
　　当然有国外奖学金及中国公派留学生，特别是博士生，我是很支持的。这次为出一本新书，找到和认识了十五个北大清华状元，他们有的有出国想法的，我都支持。
　　有的人，以中文母语都学得不好的课，到国外用英语学，怎么学得好呢？那句话是很有道理的：“在国内是条龙，到国外也是条龙，在国内是条虫，在国外也是条虫。”有的人考不上中国的好大学，父母亲和小孩就一起骂中国的教育是应试教育。很多人为了面子，就鼓励小孩去国外自费留学。不错，中国的教育制度是有问题，要慢慢地改，但是，应该承认，绝大多数的重点大学、名牌大学及一千多所中国的大学的学生就是这么考试选拔出来的。
　　应该指出的是，如果你是一个富二代，家有资产千万以上，又是独生子女，又是男青年，那么出国去几年，花掉两三百万，二十七八岁回国，对家庭和本人的损害相对不大，但也大多是浪费了几年，做了一件没有什么意义的事情而已。牢牢记住，国外不仅有高楼大厦，有花园洋房，也有很高的失业率，还有没有信用的希腊国债，还有塞浦路斯的银行抢劫，还有很高的税收，还有缓慢的经济增长率。
　　但如果是穷二代，或者刚刚过上小康生活的家庭，就一定一定不要去赶这个时髦，被中介公司忽悠走上贫困之路。须知：150万在中国现在的情况下，可以救活一两条人命，假如老人大人中有人得了重病，那么六七十万是可以延长生命、救他一命的。如果全部钱财在留学中用光，且债台高筑，那一旦家里有个天灾人祸，就会陷于绝境之中，会很悲惨。
　　此外，无论是富二代还是穷二代，女同学出国留学要特别特别小心慎重，留在国外极难极难，如二十八九岁再回国，怎么找工作？怎么找对象？有的一生都会被毁掉。到时会非常地难堪和不幸。切切慎重！
　　还有其他几点，例如对房地产的买进卖出，对疾病的防治和治疗，对股票投资的操作思路和方法……等等等等，都对贫富差别有重大的影响。且听以后一一分解。
　　本周经济与股市：股市在几个乌鸦的威胁下缩量波动，也有很多人在等待十八大三中全会的召开。很多投资者对党的十八大三中全会寄很大希望，希望来个深度和力度极大的改革。其实，这就是一次党代会，它有自己的历史使命。中国的政府是强有力的，每天通过报纸、、电视、网站将改革开放的措施公布出来的。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写入党代会文件的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事前半年“关于破除迷信、反对两个‘凡是’”的文章早已见诸于各报。难道重大的改革、建设举措要等几个月后的一次党代会来公布吗？那十三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宏观经济怎么运行。
　　如传言十八大三中全会要讨论扩大房产税，房产税是不可能真正实施的，上海2012年仅收到一个亿都不到。如传遗产税，也不可能实施。如传经济转型，转到哪里去？光伏？被外国人当头打了一闷棍。如传农村城镇化，农民肯放弃农村房子去城里买房吗？钱呢？农民总体上比城市居民穷得多啊！如传出口转内需，但内需20年都起不来的，即：既希望新的党代会带领我们继续深化改革开放，但又不要对具体措施抱特殊的太大的期望。且，股市有自己规律啊！
　　上海自贸区我一文都没夸过，不太懂。它要推进“金融自由化”啊，那“国际板”又会卷土重来，那外企又会吵着来上市。中国企业怎么办？中国股市还不跌得稀里哗啦？故：一切要实事求是，不要盲从，不要浮躁，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如骑虎背，治大国如烹小鲜也。(.金.融.投.资.报)

　　顾铭德：股市又到战略建仓阶段
　　金融观察家 顾铭德 1、多家媒体报道，自6月25日以来，沪深两市共有221家上市公司大股东及高管出手增持自己公司股票，增持总量达20.44亿股，市值达19亿元。本周，又有影响较大的中石化公司宣布增持。上市公司宣布增持，如果是个别现象，可以忽略不计，如果是批量现象，绝对应当引起重视。沪深股市大股东增持已经从汇金增持银行股转向各个产业、各个板块。每次沪深股市大底部阶段，这种现象往往伴随出现。 2、社保基金持股市值创新高。2013年第三季度社保基金被列入前十大流通股股东的持股市值合计为905亿元，创历史新高，比2013年第二季度的695亿元增加210亿元，增加幅度为30%。社保基金在沪深股市中的表现类似于平准基金，每次战略底部时，都会发现社保基金开始增仓，反之社保基金逐步减仓。 3、QFII持仓市值创新高。根据上市公司三季度末前十大流通股东数据统计显示，QFII持股市值为792.73亿元，比二季度末680亿元增加了112亿元，增加幅度为16.5%。三季度末QFII共进入217家上市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东，比二季度的165家增加52家。目前，QFII仍然在加大进入A股市值，并非某些媒体所说大规模撤退。本周四，有媒体报道，中国已经批准国内两家基金公司在美国发行产品，这是中国首次允许美国投资者间接投资沪深两市的股票。近期境外媒体对中国经济、金融、股市负面报道明显低于上半年。 4、美欧股市近期再创新高，与沪深股市的价格“剪刀差”越来越突出，势必引发高层及各界关注，引发物及必反的效应，势必导致价值稳定型投资者的心态不平衡。大盘蓝筹股的价格已经趋于稳定，创业板的价格平均已经下调20%左右的幅度，沪深股市各个板块都已具备止跌上涨的价格基础条件。 5、今年创业板和中小板在前三季的表现并不差，特别是上海自贸区的少数股票和手游、文化等股票价格上涨幅度较大。而专心做这些股票的私募和公募到10月份后逐步提前结账离场。经过10月和11月份的结账、休整，这些资金又会进入下一年度的股票布局。目前，这些资金多数在调研，准备布局。一旦这类资金结好账，调好研，选中标的后，会掀起今年冬季的跨年度行情。大家别忘，去年深秋季节，也是一片悲观之声时，大盘突然启动，拉起了跨年度的几百点行情。目前资金面、政策面、经济基础与去年相比，并没有什么变化，所不同的是指数回到了原地，而经济继续稳定增长，平均市盈率继续下降，沪深股市落后全世界股市幅度更大。由此，我们无需过度悲观。（金融投资报）

　　李志林：指数跌回原地倒逼真正改革
　　华东师大李志林（忠言）博士
　　自去年10月25日2102点停发新股，至今已一年有余。但本周五又回到了2103点。股指似乎在向市场各方发出严重警告：迄今为止的所有股市改革都无效，中国股市已经病入膏肓。这就会倒逼管理层必须进行切实有效的改革！
　　1、扩容大跃进思维必须得到清算。
　　与经济领域长期来的“唯GDP”思维相一致，多年来，股市管理层的思维也是“唯扩容”、“唯融资再融资”、“唯追求市场规模”。这种思维在2012年达到了高峰，有关负责人甚至喊出了“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将达一万家”，“中国股市规模没有理由不世界第一”的口号，终于吓瘫了市场。
　　许多人振振有词地说，中国GDP总量已达世界第二，为什么股市规模不能世界第二？这是偷换了概念。须知，中国人均GDP仅居世界94位，股市规模怎么能搞到世界第二？这实在是一种脱离实际的极“左”的大跃进思潮。
　　2005年股改后至今，股市总市值达24万亿，流通市值18——19万亿，而股市的保证金却不到6000亿。即使停止扩容一年，现有的资金也根本无力承受19万亿的流通盘，承受不了比IPO圈钱还多的再融资和没完没了的大小非减持。
　　因此，绝不能因为停发新股一年股指仍回到原地，从而得出“股指涨跌与新股扩容无关的结论”。而恰恰说明，是因为20多年的扩容大跃进对股市竭泽而渔，导致市场供求严重失衡，才造成中国股市熊冠全球6年，12年股市涨幅为负的不正常状况。
　　所以，今后的股市改革新政，必须首先清算、检讨扩容大跃进思维的错误，研究制定能超常规引进新增资金的政策举措。
　　2、新的大小非没完没了产生并减持必须有效遏制。
　　从目前社会资金面看，非常充裕。银行理财资金有10多万亿，居民储蓄高达45万亿，养老基金和住房公积金有4万多亿。可以说，现在是社会资金面少有的宽松的时期。
　　那么，巨量的社会资金为什么打死也不肯进股市？这是股市改革必须重点研究的问题。
　　2005年股改，虽然通过向流通股东10送3以换取大小非的流通权，但2009年新上市的884家新股，没有向流通股东支付对价，却轻而易举地获得大小非流通权，造就了几百个10亿级的富翁，而广大投资者却经受了连续6年的熊市苦难。
　　人们恐惧股市的主要原因是：新股上市时只发行25%股份，而1——3年后，另75%成本极低的股份，就可解禁，以高价减持。就是说，发一只新股，就等于日后变成4只新股。
　　这种大股东一股独大、廉价的大小非可以不断地从二级市场高价套现的股权制度，是中国股市顶层设计中的最大败笔，是利益集团掠夺中小投资者的方便工具，是中国股市长期熊市的症结所在，与国际股市通行的现代企业制度和股权结构格格不入。
　　所以，今后的股市改革新政，必须向利益集团的“一股独大”开刀，消除大小非不断减持对广大投资者的威胁。
　　3.优先股改革不能搞“半吊子”。
　　现在市场达成共识的是：要想终结中国股市的长期熊市，扭转股市危机，走向长期慢牛的轨道，最关键的改革是：全面推行优先股制度。
　　但是非常遗憾，迄今为止，无论是证监会官员，还是央行官员，仅仅把优先股局限在老股上，即老股回购注销流通股，增发优先股；老股通过购并重组，将股权转换成优先股；银行股等大盘蓝筹股采用优先股方式进行再融资这三种方式。并冠之为“国际股市搞优先股的惯例”，而对新股发行中就搞优先股，却避而不谈，令市场十分失望。因为，国际股市控股股东的股权都压缩到30%以下，所以新股中不必再搞优先股。眼下，中国股市改革，完全可以通过优先股的，解决一股独大的弊端，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为何不能在推行优先股制度时进行中国特色的创新？
　　李克强总理在最近8天内6次讲改革，强调：“不改革就没有出路”。当下的中国股市又何尝不是如此？证监会若不兑现9月30日新闻发布会上所说的“重启IPO必须与体制机制的改革相结合”的承诺，再不旗帜鲜明地表态“新股发行改革必须与优先股挂钩”，只是把优先股作为大盘股再融资的工具，那么，只是“半吊子”的改革，扭转股市危机只是空谈，是隔靴搔痒，股市将万劫不复！
　　4.对改革还是应抱有信心。
　　尽管近期股市没有摆脱“逢会必跌”的惯性，但是与往常不同，本次下跌，是在会前的一个月，即10月11日开始，主板、创业板双双处于低位，且跌幅正在收窄，成交量出现了地量。这就很有可能在会议结束后，对股市产生正面效应。
　　很多人担心改革会低于预期，我认为，三中全会推出的综合性改革方案，至少会符合人们预期。从中长期看，将对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就股市而言，人们似乎更期待会后会推出类似于2004年1月振兴股市的“国九条”那样的“新国N条”。那将是广大投资者的福音！(.金.融.投.资.报 .李.志.林)

　　水皮杂谈：定海神针在哪里？
　　A股有定海神针吗？
　　 写下这样的问题，水皮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
　　 如果说没有，那么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两桶油”算什么？如果说有，那么A股又为何跌起来像个断线的风筝一样？
　　 历史上，上海的四川长虹，深圳的深发展扮演过类似的角色，四川长虹甚至在1996年《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发表第二天在满屏跌停的绿色中古怪地红了一天，而深发展则动辄在深市扮演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涨跌马首是瞻。
　　 现在呢？
　　 长虹依然是那个长虹，但是深发展已经不再是那个深发展，取而代之的是工商银行和中石油、中石化。
　　 工商银行为代表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从2008年开始每年都有增持计划，但是计划归计划，走势归走势，该跌照跌，该不涨还不涨。中石油和中石化却在今年多少折腾出浪花。
　　 6月25日，上证指数创下调整低点1849点，与此同时中石油也在盘中打出7.08元的最低价，但是从27日开始，宣布增持的中石油居然义无反顾拉出了11根阳线，为A股止跌回升立下汗马功劳，而4个月以后的10月28日，中石化也在宣布增持2%股份之后开始了顽强的拉升走势，股价连涨8天，涨幅居然达到25%，尽管有人认为中石化的所谓增持有忽悠的成分，完成全部增持要耗资百亿之巨，但是走势摆在那里，考虑到中石油和中石化的联动，大盘能在2100点上方徘徊，“两桶油”可谓功不可没。
　　 当然，“两桶油”的增持究竟是企业行为还是政府行为，是产业资本行为或者金融资本行为，眼下并无定论，因为即使是所谓的回购，效果也未必真如大家想像的那么好。
　　 洋河股份的回购实践就是最好的回答。
　　 洋河股份首期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的方案于2013年5月17日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5月28日公告了指引，截至2013年10月31日，公司回购1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935%，成交价最高59.07元/股，最低为42.98元/股，总共费用5433万（含交易费用），也就是说均价54元，比现在40元的价格整整高出14元，大约25%，换句话讲，套牢25%。
　　 5月28日，洋河的股价是66元。
　　 不得不提的是，根据公司预测，洋河业绩可达每股5.13元，极可能成为A股的盈利王，市盈率8倍不到！
　　 回购也并非灵丹妙药。
　　 那么究竟是林子大了、鸟多了的缘故，还是覆巢之下没有完卵的缘故呢？
　　 问题恐怕还在大格局上。
　　 工农中建是大盘蓝筹不错，业绩稳步增长也不错，市盈率严重低估更不错，但是在互联网金融炒得如火如荼的背景下，传统国有商业银行又有多大的想像空间呢？如果没有向上的空间，那么现在又低估到哪去呢？四大行的前途我们不得不关心。
　　 “两桶油”一样。
　　 来自美国的消息称，根据知名美国能源顾问公司PIRA的数据，美国已经取代沙特阿拉伯成为全球最大的产油国，原因在于美国页岩油产出的大增。众所周知，美国一直是世界上头号能源消耗大国，但现在随着国内炼油厂可取得的廉价原油增加，美国已经成为重要的出口国。PIRA认为，未来多年美国看来仍可确保全球最大石油供应者的地位。如果这个判断成立，油价还会像过去那样坚挺吗？尤其是在美元走强之际，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期货价格走弱是不争的事实。
　　 未来会怎样？
　　 谁知道？！ （.华.夏.时.报）

股票王

董少鹏：十八届三中全会能否让股市牛起来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于今天召开，提出综合改革方案，就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总体部署。此番改革的力度会有多大，各界猜测很多；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提出的383方案尤受瞩目，这与该方案涉及面很广、领域更细有关。不过，作为全会部署，将更多体现为提纲挈领，统筹协同，特别要给各领域的改革留出余地；同时，为了取得突破，就是要给改革设定时间表，上紧发条，努力做到步步为营。
　　首先，我们要弄清楚这一轮改革要解决哪些问题。
　　对此，习近平总书记7月23日在湖北省武汉市与部分省市负责人座谈时已有全面阐述，涉及六个方面：一是进一步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形成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二是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活力，为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不竭动力。三是进一步提高宏观调控水平，提高政府效率和效能。四是进一步增强社会发展活力，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五是进一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通过制度安排更好保障人民群众各方面权益。六是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
　　笔者认为，这六大方面既有经济发展问题，也有制度建设问题；既有民生保障问题，也有政府改革问题；既有社会公平问题，也有执政能力问题。归根结底，改革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所谓啃硬骨头、涉险滩、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以，这也是一次以实际行动部署坚定信念的大会。
　　第二，发展依然是硬道理，稳增长是发展的硬基础。
　　中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但人均GDP仅排在世界第84位。毫无疑问，新一轮改革开放要服务于科学发展、改善民生这个第一要务。
　　要通过释放改革红利，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对外而言，要打造中国与周边国家经济合作的升级版，深化与世界各国的合作共赢机制，使对外合作更有利于国内民生的提升。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执政一年来，锐意改革，稳定经济，打击腐败，厉行节约，都是为了实现经济社会更好的发展。全会部署全面深化改革，是将执政理念进一步落实，进一步制度化，也是为了实现经济社会更好的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不再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更不要为生产总值增长率、全国排位等纠结。GDP作为一个国家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不是不重要，而是要辩证看、全面看。我们发展到今天，要对发展有理性的认识，坚决不能要污染的GDP、黑色的GDP和带血的GDP；而是要高质量和高效益的GDP，要让GDP的增长更多地惠及民生。
　　针对外界唱空中国经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予以果断而明确的回应。他在10月7日指出，中国经济基本面是好的，经济增长及其他主要经济指标保持在预期目标之内，一切都在预料之中，没有什么意外发生；在11月2日又指出，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因素很充分。我们对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健康发展抱有信心。中国不会落入所谓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党的总书记如此分析、前瞻中国的经济前景，可谓空前。这也说明，让世界接纳中国的稳定和快速发展，是一个很现实的课题。我们自己不进行说明，外界就乱说乱炒。把我们的真实情况和自信传递给世界，有利于中国自身的发展，也有利于大国之间的友好相处。
　　2011年我国经济增速从以前的两位数增长切换到9.3%；2012年增速为7.8%，今年上半年为7.6％。这是必须的，也是合适的。早在制定十二五中长期发展目标时，我们就充分进行了增速测算：实现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番的目标，只要7％的增速就够了。所以，当前的经济增速完全在运筹之中，并无意外。
　　第三，股市在新一轮改革中有重要位置，必须跟上步伐。
　　与整体改革步伐相悖的是，我国股市IPO已停滞12个月余；2013年6月7日提出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征求意见稿）》，至今未公布正式文本。这一情况跟不上深化改革和经济转型的宏观需要，应迅速加以改变。否则，显著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就可能沦为空谈。
　　中国股市在以往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做出过重大贡献，值得充分肯定；现实来看，其支持经济全局的作用日益重要，不可小视。当前股市发展中存在一些问题，多数是由于改革不到位所致。由于我国股市是改革的先头部队，一直有孤军突进的情形，国资、金融、行政三大体系改革不到位直接束缚了资本市场的发展。IPO的诸多问题其实也是这三大体系改革滞后的投影。
　　中央关于进一步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活力、进一步提高宏观调控水平的意见，经全会通过形成决议，将对股市改革形成最大的支持。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需要资本市场再向前迈一大步。
　　股市监管和市场自身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与政府职能转变直接相关；简政放权就是股市发展的最大红利。与此同时，所谓该由市场决定的就让市场自己去决定，也需要完善和发展大量的市场组织，这方面的任务很重。(.证.券.日.报 .董.少.鹏)


　　华生：人的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再升级阶梯
　　举世瞩目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要出台哪些改革举措，将会怎样影响今后五到十年中国的发展与进步？相关话题，学界一直有各种看法和争议。著名学者、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华生教授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解决好人的城镇化问题，将是中国经济下一步升级的阶梯，而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研究如何修造好这一阶梯。
　　明确方向
　　也会留下探索空间
　　本报：对于全民十分关切的改革问题，您曾提出中央下改革决心需要方向性意见。当下，改革的方向性意见是否已渐渐清晰起来？我们是否可以很快看到切实的行动？
　　华生：三中全会的召开，应该可以拿出一个全面的综合改革的方案，特别在经济体制改革上坚持市场化方向，并提出整体协调的规划，这一点已经比较明确。
　　三中全会的重要性就在于，换届之后的新一代领导人将首次提出全面的政策宣言。中国今后十年的道路怎么走？尤其是关系到经济体制改革，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和意见。大家都说，改革进入到了深水区，因为涉及到各种各样的利益问题，改革变得格外艰难。因此，政策宣言，主要将宣示新一届领导人继续深化改革的决心，当然也会提出比较全面的改革规划，甚至包括计划生育这样的全民很关心的问题，改革都会有所突破。
　　所以，三中全会上提出的改革的方向性意见的确会很清晰，但我们并不能期望把所有的问题都说清楚，都能加以解决，因为这不可能。二十年前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十年前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的很多任务，我们到今天也没有完成。有些话可能要老生常谈，有些方面真正有所突破可能要有一个过程，特别是具体的改革路径，更需要实践去检验。所以，尽管方向已经明确，但仍会留下讨论和探索的空间。
　　本报：哪些领域的改革是人民所最向往和期待的？
　　华生：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应该说，中国的国家整体实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都有了很大提升。人民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社会的公平正义。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不可能指望清官好官，最根本的要求，就是社会真正走上法治化的轨道。这些年来，有太多的维稳至上，不讲法治。经常是法不责众，不讲规则。经常是一事一议，下不为例。这样的不公平必然让人民不满意。
　　比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传统上是一统就死，一放就乱，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一套法制或透明的规则，大家都要遵纪守法按规则办，不能符合规则的反而被刁难，有关系有门路的一路通行。那样大家气就不可能顺。
　　再比如现在提出允许办民营银行，那么，什么人可以办民营银行？也需要透明的规则和门槛，不能批谁办就是谁。
　　所以，首先是必须得有规则，而且有了规则就必须按规则办。据说有三亿到五亿注册资本就可以办民营银行，现在注册资本制度又在改革了，那么是不是还有很多附加限制条件是放在口袋里的，并非谁想办就办的？规则不透明，有规则也不按规则办，这就不是法治。
　　国际上有判例法，一个判例就是允许或不允许做一类事情的标杆。现在最主要的，是解决这个法治问题。包括民生问题，包括大家要求的争取政治民主权利问题等，都涉及社会不公的问题。因此，建设法治国家，解决社会不公问题，这就是人们最向往和期待的改革。
　　中国经济
　　需要修造好新升级阶梯
　　本报：由于三中全会一系列经济改革举措的推进，中国经济将出现转折点，您同意这样的判断吗？
　　华生：我们当然期望三中全会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好的转折点，但这要看很多客观条件是否具备。二十一年前在小平同志南巡以后，十四届三中全会使中国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在一定意义上，那是一个转折点，但它也与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一脉相承。若由此来看，也不好说它是转折，而是上了一个台阶。十二年前中国加入世贸，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使中国又上了一个台阶。而这一次，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将取决于究竟会在什么基础上台阶？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实现我们的预期或愿望。
　　三十多年来，一直在进行体制改革，也一直在取得成效，但要真正能够上一个大台阶，就需要坚实的平台，这个坚实的平台是什么？
　　我个人认为，这个坚实的平台就是解决好人的城镇化问题。这已经是社会和中央决策者的共识。在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建立起来之后，在加入世贸使得中国与世界上竞争对手的关系也变得微妙起来以后，人的城镇化问题是中国社会在当今历史发展阶段上的一个主要瓶颈和障碍。当今世界，所有发达国家都已是城市社会，其绝大部分人口都是城市人口，而中国正处在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变时期。目前一个中国农民一年创造的增加值没有几千元，劳动生产率很低。如果这个农民转到工业或服务业上来，其所创造的增加值就是好多万元。由此，工业化城市化转型会使中国经济获得极大提升。因此目前是中国经济发展中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
　　今天，中国已有两亿多农民工进城，但城里却没有他们像样的住所，而且他们年纪大了就得回乡，如果他们家乡的地和房子都没了，他们将无处可去。如果中国社会因此出现几亿流民，将何以稳定？不尽早面对和解决，这种状况将愈演愈烈。
　　中国社会要发展，经济要增长，首先要靠人，要靠人的素质的不断增强。所以，如果中国经济的发展上的第一个大台阶是靠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上第二个大台阶是靠加入世贸，成为世界工厂，那么，这一次也就是第三次，我看主要是靠解决好人的城镇化来实现经济的全面升级。
　　现在很多人谈增长，说了半天都是要打土地的主意，我很不赞同，因为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是靠资源就能真正发达起来的。关键是要提高人的素质。如果能让亿万新生代农民工真正成为市民，成为新一代大学生或新一代技术工人，在城市里安居乐业，并且奋发向上、举止文明，留在农村的少数农民经营规模扩大，生活水平提高、城乡差距缩小，则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的面貌都将因此呈现大不一样的状态。
　　所以我认为，解决好人的城镇化问题，将是中国经济下一步升级的阶梯。
　　本报：那么，三中全会为了修造好这一阶梯，为了突破相关障碍，对于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方面的改革是不是都将有所触及？
　　华生：我觉得对于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税收制度、社会福利制度等方面的改革都会有全面的触及。但也应看到，因为这些改革都在深水区，所以，虽然触及问题，却并不等于能把问题都解决了。我们看到，中央已经提出，三中全会以后，将召开全国城镇化工作会议，这说明很多问题的解决只是在三中全会上吹响号角，真正的硬仗，还在后面。
　　任何改革
　　都须坚守法治与科学精神
　　本报：虽然改革是大势所趋，但如果改革真的进入所谓深水区，包括既得利益者在内的各种阻力将会增加。但也有乐观分析认为，阻力最终可能反过来支持改革。你认为既得利益者有可能变成改革者吗？
　　华生：改革的逻辑就是不断转化既得利益，而不是不同利益集团的剑拔弩张、完全对立。因此，改革路径的选择和制度设计就显得非常重要。也就是要通过一条法治的轨道，让大家都觉得走这条路符合自己的最终利益。比如让既得利益者让出部分利益以取得社会的安定和谐，这显然符合既得利益者的最大利益，他们就可能为自身考虑愿意让出部分利益。如果把这个道理说清楚了，把规则明确了，让大家都按规则去追求自己的利益，那么，改革之路就能走通。
　　实际上，所谓既得利益者也是民众的一部分，每个人从不同角度看，都有可能是既得利益者，所以，改革的关键是要让大家在法制或规则中去相对公平地追求自己的利益。
　　本报：除了法制或规则， 改革的勇气和智慧在今天有哪些新要求？
　　华生：这些也不可缺少。目前阶段，在有些人认识到改革最终有利于他们自身利益之前，他们可能首先要损失一些利益，改革必然触犯一些利益，这时就需要勇气。而且很多时候改革所触犯的可能是改革者自己的利益，特别是政府自身的利益，所以，这时更需要勇气，更需要有切割自己利益的决心。我们看到中央八项规定已经在触碰和切割政府自身利益上开了个好头，这说明为了社会整体的利益，政府包括官员自身的利益并不是不可以触碰和切割的。只是需要决心和勇气。
　　再比如调节高收入群体的财产分配，肯定会引起这类群体的不满，改革者如果谁都不敢或不想得罪，那还怎么调节，调节什么？如果什么都调解不了，贫富差距必然越来越大。所以，这时需要勇气。当然，也更需要智慧。因为所谓深水区就是看不清楚，既得利益相互交叉。
　　过去有人说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我当时就不同意这种认识。不改革是等死，这是正确的认识，但改革不是找死，乱改革才是找死。乱改革就可能加速体制的崩溃，加速秩序的混乱，所以，这个时候智慧就很关键，不能自己先把自己的阵脚改乱了，然后改革又尽出昏招，那必然出问题。
　　对于每一项改革究竟可以取得怎样的效果，是否有助于实现既定目标，这些问题都要想清楚。正因如此，最近我在土地制度改革问题上说了很多话。为什么改革需要智慧？因为我们不能把违反法治从而违反改革方向的东西，当成是改革的创新去鼓吹，否则社会将越来越没有公平正义。
　　本报：舆论很关注今年以来中央多次要求各级干部要树立底线思维，在明确底线的前提下，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认为胆子是战略层面的问题，步子是战术层面的问题。你怎么看？
　　华生：各种说法可以很多，但我认为，所谓底线，最根本应当是法治的底线。13亿人口的大国，无论搞改革搞创新搞实验，都不能破坏法治，否则社会将因此丧失底线。就像小平同志讲的社会乱了，什么也干不成。其次，在探索过程中，应当有科学精神，就是实事求是。科学探索允许失败，失败一百次都可以。但明显违反常识和规律的，那就是蛮干胡干。
　　本报：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不久前通过立法的方式豁免改革失败的责任被舆论认为标志着法制观念到了新高度，认为这将鼓励官员勇于投入改革，敢闯敢试。这种豁免未来是否应该扩大到全国？
　　华生：这可能很难。因为从法治的角度说，什么责任可以豁免是法律规定的，必须依法办理。改革这个词是抽象的，法律并不能识别改革的好与坏、真与假，如果开了豁免改革失败的责任这个口，法将如何执行？
　　法国大革命时期，原本是为了满足贫苦阶层人民的正义要求，后来越搞越激进，一批又一批革命者最后竟然都被自己人送上断头台。以至于雅各宾派执政时期，革命者罗兰夫人被送上断头台时高声喊出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二百多年后的今天，那场纠葛虽然只能由历史学家去评论，但借自由之名而行罪恶之实的事，却有可能演变为借改革之名而行罪恶之实的事。所以，我们必须对改革的内容加以研究，而不能把改革作为一个必然正确的通行证，就像上个世纪时人们把革命当成是必然正确的口号一样。所以，无论什么样的改革，都必须坚守法治的底线。而不能随便找个理由，就把法治底线给突破了。
　　所以，我觉得上海的这种豁免还是要具体研究。上海自贸区的设立，就都是有程序的，是遵循了法治的要求。各地显然并不能因为上海搞了自贸区，是改革，然后就都自以为是地干起来，那不行吧？
　　土地私有化改革
　　走到十字路口
　　本报：我们注意到你最近撰文着重论述了土地制度改革六大认识误区问题，你过去还曾表示土地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抓手，联想到有人推测三中全会后土地政策改革很快会出现有限突破，我们想知道你是否也认为有这种可能，其意义何在？
　　华生：问题在于，土地改革究竟往哪里突破？如果是乱突破，那麻烦就大了。我认为，应该要有突破，应该要有大的突破，但突破的方向一定要正确。
　　土地制度改革为人的城镇化服务，这就是其正确的突破方向。这个突破的力度越大，越有好处。因为中国目前有两亿多人安顿不下来，他们在自己就业的地方没有土地权利。
　　所以，土地制度改革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不怕突破力度大，就怕突破力度小。但如果突破与人的城镇化没有关系，仅仅是为了让一部分人炒作赚钱，只是为了官员好大喜功的政绩，那这种突破，还是不要好。核心不在于要突破，而在于突破是为谁服务。
　　本报：但所谓有限突破，是否像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在土地私有化问题上不可能有大的突破？
　　华生：在这个问题上，持这种观点的人，是拘泥于形式和概念。实际上现在中国农村土地正在向私有化方向快马加鞭。
　　这些年搞的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是什么意思？就是农地确权承包，就是农地确定给现有的乡村人口，以后出生的乡村人口，将不再有土地，而去世的乡村人口，并不会减少他的土地。按照这样的路径走下去，今后还会有农地集体所有制吗？不会再有。集体的成员全随自然规律而离去，还有什么集体？农地将自然传给这些农民的后代。因此，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其实就是实质的农地私有化，只是没有喊口号而已。
　　但是，现在的一个普遍误区是以为如果有了土地私有化，就可以我的土地我做主，想干什么都行，其实这大错特错。现代社会，土地所有权与开发权是分离的，有土地权的人没有权利开发土地。连香港特首在自家院子里盖房子也是违法违规，要拆除。所以城市化时代，关键是如何公平分配土地开发权。这是现在很多人还不明白的。
　　本报：这种农地确权，未来将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带来怎样的影响？
　　华生：正如我刚才所说，如果这种改革是为人的城镇化服务，那就会出现良性循环，也就是大多数进城的农民工及其家属就能在城里安居，农村农民就会大量减少，剩下的农民，其经营规模就可以扩大，并将因此使得自己的生活水平得以提高。这样城乡差距就会缩小，整个国家就会顺畅地转入现代化。
　　但如果农地确权了，实质上私有化了，却并非为大多数人服务，而是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农村出现大地主，失地农民很贫困；进城农民生活在贫民窟，年龄大了还得被逼返乡，城市土地投机者占了大便宜。那样就完蛋了，那就会像印度、菲律宾那样，现代化的道路会很曲折、漫长。
　　所以，并非说农地私有化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农地私有化可能会导致两个完全不同的图景出现。
　　改革之路应会越走越宽
　　本报：学界有人说，中国的改革需要从思想、理论以及具体措施等多方面综合推进。你怎么看？
　　华生：这是一种理想状态的改革，大家取得共识，有整体的设计，有综合的步调。但回望改革三十多年所走的路，我们可以看到，各种观点分歧很大，而理想往往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但我们并不能等到观点统一了才去改革。
　　若能在某一个问题上取得共识，那就可以开始探索。
　　比如政治体制改革，整体上大家分歧大，但是对于把权力关在笼子里，大家意见一致，总书记也说了，那我们就赶紧在这方面放手进行改革不可以吗？如果非要搞一个全面的计划包括新闻自由在内等等，意见都不一致，那我们的改革只能等了。现在我们不用再等，改革就是寻找共同点，就是求同存异。有分歧的地方，摆一摆；一致的地方，我们向前推进。在向前推进的过程中，很多不一致的地方，有可能就会逐渐一致了。（.华.夏.时.报 .商.灏)


　　程凯：银行的银行--央行在关心什么？
　　你要关心一个经济体的状况，最好的办法是盯住这个经济体的银行，都说金融系统是经济的血脉，那么检查银行就等于验血了。当然，更重要的还不是你的关心，而是银行的银行--央行在关心什么？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央行每季度发布的60个页码的《季度货币政策报告》非得好好研究不可。刚刚公布的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报告，到底透露了央行什么样的喜忧？
　　首先当然是基本数据。前三季度，实现国内生产总值（GDP）38.7万亿元，同比增长7.7%，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2.5%，这些来源都是国家统计局；到9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14.2%，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4.3%，比年初增加7.28万亿元，同比多增5570亿元，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为13.96万亿元，同比多增2.24万亿元，这些来源都是央行自己。
　　两相对比，有个结论还算明显：货币信贷较快增长，投资增长较快，结果就是GDP企稳回升。而这其实正是央行值得担忧的地方，虽然它没有明说，但是它还是说了。
　　在季报第五部分货币政策趋势的中国宏观经济展望中，报告这样描述：以往依靠外需和地方政府主导高投资的增长模式面临转型，但新的强劲增长动力尚待形成，经济运行往往呈现脉冲式的小幅和反复波动特征。在近几年较大幅度加杠杆后，经济可能将在较长时期内经历一个降杠杆和去产能的过程。
　　在各种担忧中，央行尤其强调了房地产、地方政府性债务等问题比较突出，资源环境约束也明显加大，而这种担忧也是各类媒体报道中的重点。但是，我的感觉是，既然房地产和政府债务的问题都已经是过去时（虽然还没有解决），最值得担忧的还是央行报告中的那一句新的强劲增长动力尚待形成。
　　什么意思？就是过去十多年保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已经不再那么强劲甚至疲软，但是新的可以称之为强劲的增长动力还没有形成。这句话才是今后几年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只要中央政府的决心是结构转型，那么这就是难以改变的事实。
　　转型无牛市。尽管大家都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有非常大的期许，但是不应该指望一蹴而就的改革。明确的方向性的东西出来后，真正产生一个新的强劲增长动力还需时日，资本市场的牛市也就需要更加耐心的等待。否则，有的还只是一个结构性的行情。
　　央行的货币报告不会关心股市，但是它关心的基本面却实实在在地影响着股市，它依据基本面所制定的货币政策更是真实地影响着市场。
　　经济运行往往呈现脉冲式的小幅和反复波动特征，这样的对经济运行状态的预测，可能也会对应着资本市场的反应。至少今年的结构性行情就是如此，一切源于货币投放的增减，源于对于三中全会的憧憬。如果只是炒概念，通常的结果都会是利好出尽就下跌，上海自贸区的概念如此，大盘在三中全会召开前几天的表现也如此。
　　为什么难出真正的大行情？因为蓝筹不给力。在近几年较大幅度加杠杆后，经济可能将在较长时期内经历一个降杠杆和去产能的过程。央行这样的判断也是真实可信的。
　　仅举一例，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国造船业产能利用率仅为50%-55%，比去年75%的利用率降低了约20个百分点，远远低于国际造船业通常的产能利用率。有业内人士预计，到2015年中国造船产能较2011年将削减30%左右。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经济结构。而央行的另一个观点是，经济结构很大程度上决定金融结构，地方主导的高投资模式以及资源向房地产等领域集中，可能对其他经济主体特别是中小企业形成挤出，容易加剧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结构性问题也影响了总量政策发挥效果。
　　央行没有说地方债有多高多危险，也没有说楼市有没有泡沫，但是它表了个态，只要地方债和房地产的现状不改变，扭曲的金融结构就难以改变。这两者就像两个黑洞一样吸引着全社会的资源。你说要经济结构转型，黑洞不破行不行？
　　关于房地产我再多说两句。上次说过一个问题，就是有人说现在房价还在这么涨，不是投机惹的祸而是刚需在买房。我的回答是刚需也可能一头扎进泡沫里，而且一旦房价高位回落刚需受的伤害最深，因为和投机客不一样的是，他们的风险承受能力更低。
　　这一次我又看到了一些经济学家的说法，说中国房地产市场整体没有泡沫。我觉得这样的说法和一些城市统计平均房价一样，把城里城外房子一平均，价格还可以不涨反跌。楼市泡沫不是全局性的而是局部性的，并不能说没泡沫，而真正带来危害的，一个地方泡沫就能影响全局。房地产是资产市场，可以吸引全局的资金来参与。你说北京房价这么高，就是本地刚需买出来的吗？谁都知道，北京的房价是全国人一起买出来的。
　　央行没有说它有多担忧，但是它至少在担忧，这和有些人说的没问题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华.夏.时.报）


　　皮海洲：优先股 不宜定位成再融资工具
　　伴随着证监会“尽快推出优先股制度”的表态，优先股的脚步离市场越来越近。
　　对优先股推出保持慎重是必要的，毕竟优先股也是一把双刃剑。使用得当，可以为中国股市解决非常重大的问题，使中国股市早日踏上健康发展之路。如果使用不当，则可以加剧中国股市的圈钱效应，使中国股市在背离健康发展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而从目前一些媒体报道中所透露出来的信息看，优先股基本上是被定位成了再融资工具。比如称“优先股或成银行首选再融资工具”，或称“40家公司具备优先股基因”，称银行、电力等行业有望率先试水优先股等。包括媒体在最新报道优先股试点分“三步走”时，也是将优先股定位成了银行股的再融资工具。而这种定位正是投资者所担心的。
　　毫无疑问，优先股具有强大的再融资功能。因为优先股可以给投资者提供远高于银行存款利率的固定回报，而且这种固定回报不受二级市场股价波动的影响。因此，优先股会受到追求稳定回报的风险厌恶型投资者的欢迎，也是机构投资者组合投资的重要选择。
　　但把优先股定位于再融资工具，不仅割裂了优先股解决股市重大问题的重要功能，而且还会加剧中国股市的圈钱市特征，甚至让优先股成为中国股市的新包袱。毕竟优先股对于中国股市的最大贡献，在于可以解决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畸形的问题，在企业IPO时，将控股股东过多的持股转化为优先股，这不仅可以解决一股独大问题，缓解大小非套现问题，而且诸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而从再融资工具的角度来说，虽然优先股本身不存在“白圈钱”的问题，发行人必须为此付出固定的股息成本，但从中国股市这个整体来看，优先股的发行将会加剧股市的“失血”。因为如果没有优先股，那么股市低迷时，部分上市公司的再融资就会中断。但有了优先股之后，上市公司可以在股市行情偏暖时发行普通股再融资，在股市行情低迷时则发行优先股再融资，因此，优先股完全可以成为上市公司向市场抽血的利器，使市场始终处于“失血”状态，这将进一步加剧市场的低迷。
　　尤其是当上市公司将优先股设计为可转换优先股的时候，那么优先股的发行最终将由二级市场的投资者来买单，上市公司也就越发乐意通过优先股来再融资了。优先股也就成了变相的大小非，成为股市的新包袱。
　　所以，优先股不能简单定位成再融资工具，市场更应发挥其优化股权结构的功能。而即便是在发挥优先股再融资功能的时候，也应完善优先股制度设计，规范A股市场再融资制度，使优先股能够趋利避害，成为推动中国股市健康发展的正能量。（.证.券.时.报.网）


　　苏培科：好企业境外上市并非IPO暂停之过　　
　　近期，很多内地企业纷纷在境外挂牌上市，中概股再次成为境外投资者追捧的对象。于是就有内地媒体望洋兴叹：内地投资者还在为IPO重启给二级市场带来多大压力而纠结，而海外投资者却收获着优质企业资源的投资机会，暂停IPO不能救市，却带来优质资源的流失！这是一家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表的文章《优质资源海外上市拷问境内IPO政策》，文章立意很好，但立论是错的。国内很多在业内数一数二的好企业远走他乡境外上市确实值得反思，IPO政策也确实值得拷问，但绝不是文章所说的那样：因暂停IPO导致国内优质资源流失。
　　中国股市IPO暂停是由于不合理的新股发行制度和股市丧失投资信心而导致，暂停IPO是为了让股市休养生息和启动制度改革，但遗憾的是每一次暂停IPO之后的发行制度改革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缓解之策，而没有根治发行制度的病根。
　　我们知道，A股市场中的很多弊端都是滋生于发行环节，加之承销机构和询价机构的垄断，使得一二级市场的价格和利益割裂，导致新股申购环节提前、过度攫取了股票的价值。如果发行制度改革不能彻底改变这一现状，则很难改变中国股市圈钱市的特征，也很难有效发挥股市的直接融资功能。
　　显然，暂停IPO导致国内优质资源流失是个伪命题，就像一个企业没有招新员工而导致优秀人才流失的逻辑一样荒唐，这个企业恰恰应该反思为何招不来优秀的人才和留不住优秀的人才，有没有吸引优秀人才的土壤？况且中国股市大部分时间IPO是开闸的，为何没让那些优质企业上市？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像腾讯、百度、新浪、携程、阿里巴巴等企业去境外上市？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大的互联网用户群和移动终端群，但为何我们的股市会错失整整一代互联网、创新型企业？
　　我想应该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我们的股市管理者在官本位的笼罩下抱残守缺，只注重融资政绩而忽视构建股市长远战略，缺乏前瞻性的眼观，僵化的IPO政策和行政干预导致市场缺乏创新型、成长型企业发展的土壤。
　　二是A股市场的发行制度确实有严重问题，毫无原则地帮助国企、央企上市圈钱，开设绿色通道放水融资，导致A股市场质量普遍低下，各种行政配置资源的方式导致很多中小型企业无缘A股市场，市场资源配置的功能被高度行政化，全中国只有一个发审委，千军万马都在挤这个独木桥，而且又缺乏对这个部门的监督和约束，从而寻租、插队随处可见，国企、央企等特权企业经常插队进入绿色通道融资圈钱，严重践踏市场化规则，不顾市场真正需求而强行供应，是典型的卖方市场特征。
　　而且新股发行价格长期被主承销商和机构操控，由于直投+保荐的利益驱动，保荐机构一定会做高发行价、抬高上市价，再加上超额募集还可以获得更多提成和承销费，从而他们会千方百计地制造新股发行的三高，如果不叫停直投+保荐模式，新股发行的三高问题会永远存在，再加上网下特权配售让A股市场利益分配出现扭曲，网下配售股份3个月锁定期的取消，通过新股快速获利成为一些机构牟利的主要渠道，由于新股发行存在巨大价差和各大利益主体在新股发行中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加上庞大的裸申专业户群体，导致新股发行根本不顾及二级市场的行情变化，在任何行情下都能超额认购和发行成功，这应该是全球市场中的奇葩。
　　在这样的背景下，好企业未必上得了市，反而有背景有关系、寻租走后门的企业插队上了市，但这些企业很多都是怀着圈钱目的而来，未必是好企业，从而A股市场形成了严重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因此，新股发行制度改革不能再避重就轻、敷衍了事。
　　三是A股市场法治不健全，上市成本过高，上市周期太长，投资者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市场缺乏社会外部监督机制，上市公司缺乏约束机制，从而公司治理水平很难提高，股市自然沦落为圈钱、套现的场所。
　　有人曾算过一笔账，一个优质的企业要想上市，光台面上（有发票可报销）的活动经费就达656万元（主要是供牵线人和上市材料经手人吃、喝、玩、乐、行等），而台底下则要花费10倍左右，此外还有一些PE腐败。而这笔巨额的寻租费用又被企业在上市后摊销到上市公司。于是，很多上市公司就出现了一上市就造假、一上市就业绩变脸的怪相。最有意思的是，这笔656万元的花销被人总结为溜不溜（谐音656）现象。搞得企业就像一条狗被反复遛弯儿，只有被溜顺了才有上市的可能，否则就会被拖在预审环节，这也是很多公司上市后快速变脸和高成长企业走向平庸化的主要因素之一。
　　为了不让A股市场再错失新型、优质的企业，下一步中国股市应该系统性地治理和规范，及时启动监管体制和市场基础制度改革，营造法治化的市场环境，提升市场吸引力；其次要尽快启动发行制度改革，改革权力发审，将证券发审的权力从监督部门中独立出来，引进注册制，减少权力发审的环节，减少企业上市成本，但要宽上市，严监管，要提高违规成本，减少国企、央企上市圈钱的机会，杜绝绿色通道，营造真正法治化的市场环境，将选美的权利还给市场，切勿再行政设租和制度性阻碍好企业上市；另外要破除IPO中的各个利益链条，降低企业上市成本，让市场中的所有参与者回归理性，让A股市场焕发生机。(.中.国.经.营.报)


　　樊纲：中国经济还将高增长二三十年
　　樊纲，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曾主持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等资助的科研项目以及国际机构、国际合作科研项目，两次获孙冶方经济学优秀论文奖，被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经合组织、亚太经社会等国际组织聘为经济顾问。2005年和2008年，被美国《外交政策研究》和英国《观点》杂志共同评选为全世界最受尊敬的100位公共知识分子之一。
　　缩小贫富差距至少需二十年
　　收入不均等这个问题不可能一夜之间解决，尤其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特别难。中国有如此庞大的人口，整个社会的变迁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任务。最近几年基尼系数下降的一部分原因是政府作出了努力，加大了公共支出，但是这是一次性的投入，在未来就会消失了。在下一个阶段有可能会看到收入不均等将进一步拉大，还需要至少二十年的时间才能真正地逆转这个趋势，然后才能让各种各样的要素确保到位，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日前，樊纲登上第九届北京国际金融博览会的论坛发表演讲，题目是世界经济放缓与QE退出的影响。樊纲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都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或者财政刺激政策，中国也采取了四万亿刺激政策。目前世界经济虽然没有恢复增长，但已稳定了下来。他认为，目前欧洲以及美国、日本都还没有退出QE，今后若干年内,全球各国仍然会处于退出宽松的状态，因此世界经济下行的压力会持续一段时间。我们要对这个过程产生的影响保持警惕，要有思想准备。
　　樊纲的祖籍是上海崇明，但讲坛上的他却是一口标准的京片子。1953年出生于北京，16岁去黑龙江建设兵团，6年后转至河北省围场县，9年艰辛的劳作中，樊纲从没放下过书本。1978年，中断了十年后首次高考的机遇向他这个有准备的人打开了大门。
　　大学本科毕业后仅十来年时间，樊纲就在中国经济学界崭露头角。1989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广受关注；1991年获中国经济学最高荣誉孙冶方奖；1992年被破格晋升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3年成为中国社科院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之一，继而又被人们称为中国经济学界京城四少之一。
　　在本届金博会上，樊纲演讲的题目是世界经济放缓与QE退出的影响。QE是量化宽松的英文缩写，有人解释说可以简单理解为印钱。樊纲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都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或者财政刺激政策，中国也采取了四万亿刺激政策。目前世界经济虽然没有恢复增长，但已稳定了下来，因此各国都要退出宽松政策。中国其实是第一个退出的，2010年先是住房市场的政策退出，年终的时候地方融资平台开始整顿，金融开始退出，中央的支出和地方的支出都出现了逐步的下调。
　　樊纲同时指出，目前，欧洲以及美国、日本都还没有退出QE，今后若干年内全球各国仍然会处于退出宽松的状态，因此，世界经济下行的压力会持续一段时间。我们要对这个过程产生的影响保持警惕，要有思想准备。
　　樊纲认为，新兴市场国家现在之所以承受的压力比较大，甚至出现经济增速放缓、外债汇率贬值、资金外流等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仅美国已宣布退出QE，其他各国退出宽松政策的预期也在增强。
　　QE的退出对我国有没有影响？樊纲认为：显然有影响。美联储一说要退出了，今年五六月份发生的钱荒，有一个因素是外资流入从5月份的800亿一下子跌到了6月份的300亿，对货币供给会产生影响。但他指出，对我们的影响比较小而且比较复杂，不是单向的一个负面的影响。樊纲说，美国退出QE的前提是经济已经复苏到一定程度，这是伯南克反复宣称、耶文接手后都不会改变基本的原则。而美国经济复苏对中国的外贸出口是利好的，这至少会抵消一部分负面影响。现在中国经济下滑的过程已基本结束，第三季度的经济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已经完成软着陆，经济正在企稳。
　　樊纲告诫，这次危机之后各国政策的效果，我们要密切关注，但不应爆炒美联储等海外市场退出刺激政策的影响，不要跟着世界上的一些说法人云亦云，需要进行多方面的分析。
　　中国经济已完成软着陆正在企稳
　　上海自贸试验区的设立，是本届金博会演讲嘉宾普遍关注和展开论述的一个话题。樊纲提出，上海自贸试验区关于负面清单管理的思维方式很值得大家重视。他解释，这实际上就是法制的经济，法制的基本逻辑是只要没有规定不可做，就都是可做的，不需要审批。这会简化现在企业行为跟政府的博弈过程。如果事后发现有各种问题的话，可以建立新的规则。
　　在樊纲看来，上海自贸试验区最值得借鉴的是制度创新，因为金融的创新不仅仅是技术的创新，也是管理方法、经营手段和经营理念的创新。他说，自贸试验区的金融对国际开放怎么走确实很复杂，但是自贸试验区的企业如果在企业发展的基本机制上能够先行先试，建立一个样板的话，就可以向全国推广，这个意义是巨大的。
　　樊纲还对金融开发、金融发展、金融监管的问题发表了看法。他认为，大众的金融行为一定需要监管，需要逐步地看到过程中的一些风险，有针对性地进行监管，但也要防止监管过度。对于小众的一些投资行为和金融行为，我们要看到它本身是个人之间的、投资者之间的契约关系问题，是当事人自己承担风险的问题，不能事事都监管。对于创投、大客户理财等等，主要的风险分担机制是契约机制，是当事人之间的协议。随着各种社会融资渠道的发展，随着金融的多元化，大家可能看到里面有风险，但要发挥各种金融手段和渠道的作用，就不能出现过度监管，这样才能使各种创新和金融方式发展起来。这里强调的是自由，是创新，是减少监管。
　　自贸试验区最值得借鉴的是制度创新
　　中国经济还有二三十年的高增长空间，是樊纲近期发表的又一个观点。
　　樊纲认为，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生产力及市场规模等，中国都有巨大潜力。因为中国依然是低收入落后国家，人均GDP仅6000美元，中国的落后、差距就是增长的潜力，发达国家投资落后国家，就是投资这个潜力。
　　此外，未来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反垄断、城镇化等方面的推进，都将不断释放制度红利。我们的资本市场开放，城市化所提供的广阔市场，城市化作为体制的变化所产生的效率，农民可以在城市里面持续的劳动力供给等方面，都能够产生巨大的经济增长效果。
　　樊纲还说，最近在上海设立的自贸试验区，将来朝着跟国际更加接轨的方向不断调整国内的体制，也会产生一定量的红利。这些都是从供给角度说的。从需求角度看，如果我们的中产阶级的消费提高一个百分点，你想想多大的购买力就出现了。
　　樊纲预计，未来几年国内经济增长率将基本稳定在7.5%-8%。他认为，7.5%-8%的预期增长率并非低增长或中速增长，而是正常的高增长，是世界最高的增长。国内经济两位数增长是过热增长，不属于正常增长。每次增长超过9%，一定会出现通货膨胀；如果达到两位数，既有通货膨胀，又会出现资产价格膨胀，以及股市泡沫、楼市泡沫。所以每次出现两位数增长，政府一定得采取宏观调控措施，财政采取各种紧缩措施。(.新.民.晚.报)


　　朱大鸣:十八届三中全会房地产政策大猜想
　　在十八大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人们对于可能出台的政策无限遐想。然而，就中国当前的形势来看，虽说经济整体处于上升阶段，但是，暴露的问题也不容小觑。央行日前发布的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透露出对于中国宏观经济的最新担忧：新的强劲增长动力尚待形成，经济运行往往呈现脉冲式的小幅和反复波动特征。而且，经济可能将在较长时期内经历一个降杠杆和去产能的过程。央行特别点出了房地产和地方政府性债务两个领域问题比较突出。
　　去杠杆化和去产能化两个过程是中国经济当前最主要的特征。之所以要去杠杆化，其核心原因在于，过去我们释放了过度的货币，从而导致资产价格暴涨和通货膨胀压力异常增大。而这种情况偏偏遇上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从而表现出明显的滞胀特征。这种滞胀还发生了重大变异，即无论是政府债务还是私人债务，都在呈现加速积累的状态。
　　去产能化主要是基于过剩商品而言，产能过剩主要是由于出口受阻以及消费能力较低双重制约。一方面，美国次贷危机将全球拖入死局，全球经济实质上仍处于危险期，虽然有一些地区出现了所谓的繁荣，主要是受到货币幻象的刺激。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口并不乐观。另一方面，国内消费不振，主要是由于工资收入增长乏力，再加上一些家庭背负着沉重的房贷，无力提振消费。中国市场固然庞大，但没有足够的能力支撑中国经济所生产的产能。因此，大量的资本投入了房地产领域，而房价暴涨的负面影响已经渗透整个经济的每一个细胞之中。企业生产成本不断上升，用工成本也大幅度提高，消费者的生活成本也在加速上扬，甚至已经透支了整个家庭未来的消费支出。
　　就地方债而言，诚如央行所担忧的，这可能是诱发中国式次贷危机的导火线。人们盲目相信政府的偿债能力，而地方政府所受到的实际约束力有很小，人们无法把握其投资收益的真实状况，犹如开车夜行而将车灯蒙上，其所透露出来的危险的信息非常强烈。针对这一危险，央行提出，要以市场化机制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探索建立管理规范、财务透明、运行长效、风险可控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问题在于，通过市场化机制解决地方债问题，到底是在分散风险，还是直接解除危险，如果地方举债发展模式没有根本改变，答案是非常明晰的，即是在分散风险。分散风险固然能够对冲非系统性的风险，但并不意味着问题的解决，在面临系统性风险之时，其破坏性力度将成倍放大。这一点美国是有教训的，美国投资银行利用各种看似科学的衍生品工具，将次级贷款的风险分散化，其结果诱发了全球性金融灾难。本来信用或偿债能力就有问题，非要拼命举债买房或者举债投资，岂能会因为风险分散就能躲过资源和资金误配的危机。
　　或许人们认为管理层不提房价可能意味着对于房市调控的放松，这一论断可能是错误的，不提并不意味着管理层不知其风险所在。即使是楼市春天派，在某种程度上也并非看不到某些城市积累的房地产泡沫。部分城市存在的房地产泡沫，是显而易见的，如何化解这些泡沫是值得争论的。争论的焦点在于我们在面临这些泡沫时，到底是该采取行政干预手段还是该采取市场化手段来解决。
　　一些观点认为，中国房地产泡沫之所以被放大，最关键的是调控沦为空调，政策执行力度不够，或者是没能出台重击性措施来控制房价，与之相反，一些人则认为就是政府过度干预，才酿成如此房地产泡沫一再吹大。在化解泡沫问题上，前者认为要控制房价上涨，后者认为要靠市场力量来消化房地产泡沫。从现实来看，这些年来房价上涨最根本的因素还是市场自身规律在起作用，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措施，都可能无法抑制房价上涨，所以，仅仅从结果来说，楼市政策无效论是在混淆视听，而认为市场能够自行消化泡沫，其实质就是任凭市场大跌大涨，无视房地产本身就是老百姓财富集聚地，如果房地产大幅度震荡会给整个经济带来沉重冲击。我们认为，越是在关键时刻，政策越是要谨慎出击，这种出击力度要真实可靠，既不能隔靴挠痒，不出关键政策，也不能一棒子打死，冲击力度过大。（《.视.角》）